安徽武斗枭雄结局！

001文革进入第二年，毛泽东号召兴起的造反派全面夺权，掀起了“一月风暴”，《人民日报》1月22日号召造反派夺权的社论说：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！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！”“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。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。”

然而，夺权却引发了群众组织的大分裂、大混战，各地的造反派因夺权而分裂，变文斗为武斗。

与此同时，1967年1月21日，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党委的请示报告批示给林彪：“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”，“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、援助，都应当这样做。所谓不介入，是假的，早已介入了。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，以前命令作废。”随即，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、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》于1月23日发出，军队全面介入地方“支左、支工、支农、军管、军训”。

军队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，但同时又因“支左”而“支派”，激化了群众中不同派别的矛盾，导致了新的动乱。

安徽的两派冲突，是从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夺省委大权开始的，一派认为夺权“好得很”，人称“好派”，一派认为夺权没有搞大联合，坚决反对，说成是“好个屁”，人称“屁派”，各自简写为G派和P派。

造反派中的P派中有一支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组成的红卫军，冲劲大，影响大，还有几个从军队转业到地方的老干部支持他们。1966年12月3日，毛泽东、林彪批示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意见，要求“一切复员、转业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，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革组织”。1967年1月20日，周恩来在接见安徽造反派代表时也特别强调“全国转业、复员、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，我们没有承认”。安徽的红卫军遂被认定为非法甚至反动组织。

1月25日，红卫军的发起人之一、省民政厅老干部于得水遭到逮捕，不久死于省公安厅看守所。3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九条意见中专门写道：“逮捕于得水同志……是错误的。”“对镇压合肥红卫军和于得水同志身死一案，应该查清……参与了逮捕和处理于得水一案的有关人员，不能参加这一调查小组。”

中央在解决安徽问题的决定还强调：“因为对‘一•二六’夺权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释放，被打成‘反革命’的，一律平反。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。”……

安徽局势进一步混乱，对立的两派都认定自己是“左派”，对方是“反革命”，“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它就不倒”，相继在淮南、蚌埠、芜湖、安庆摆开了战场。黑云压城，生产停顿，交通中断……

华东是我国工业生产的重地，几千家大厂要开动机器，都在急待安徽的煤炭发电……

因前一个省军管会已经无法应付复杂局面，7月底，中央军委紧急命令驻苏北的十二军入皖全面军管，并任命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，主持安徽省军管会，军委又任命李德生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，令在安徽的各军、兵种驻军，都听从李德生统领。李德生像当年朝鲜战争中出任上甘岭前敌总指挥一样，以战斗的姿态排兵布阵：

令属下的第三十一师进驻安徽的津浦铁路线，一个连进驻一个车站，南来北往出入境的客货列车，都要上去一个荷枪实弹的战斗班保护；芜湖到安庆是长江水运的要冲，由第三十五师把守航道，每艘客货船都派出一个武装排护航；第三十四师全力集中在淮南煤矿的十个矿区，每个矿放一个营，干部战士都轮班到井下掘煤的掌子面“抓革命促生产”，确保每天产煤两万吨送往宁沪杭；马鞍山钢铁厂生产的特种钢，是国防工业的急需品，不得须臾停产，从车间到班组都有军人跟班；大别山里给未来战争储存了大量战备物资的几百座库洞，是我军的“小三线”，由省军区的独立二师组成几十支警卫分队去看管；城市交通、治安，基层企事业单位新建革委会，均由省军区的独立一师管理……

仅几天时间，8万军人遍布安徽城乡，一个士兵管控一个农村生产大队，一个班长主管一家千人工厂，佛子岭水库、皖西林场、九华山庙宇、黄山景区都列入了军管范围，军人无处不在。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人政权出现在江淮大地。许多地方生产恢复了，交通也通畅了。然而社会仍然无法安定，“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”，两大派依旧是你死我活枪炮相向。

8月4日，十二军部队进入安徽指定的各个地点后，李德生迅即召来两派头领、干部代表、新闻记者、群众代表座谈，他向与会者宣读了中央对安徽的处理政策，表明十二军支左的态度，说，十二军是毛主席派来的——他给大家亮出了毛泽东签署的军委命令，明确宣布：主席讲，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。我们认为，G派、P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，不存在革与保的问题，你们必须执行中央的指示，双方放下武器，共同协商建立大联合、三结合的新政权。我们保证对G、P两派一碗水端平……

群众组织毕竟不是有组织纪律约束的军队，不会对李德生的讲话令行禁止，而且已经打红了眼，都自认为是“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”的革命派，渴望自己的枪杆子能打出个新政权，与对方联合、平起平坐就是搞阶级调和。况且，两派在争斗的战场上已有几百人牺牲，几千人流血，不报仇雪恨，死者不瞑目，生者也无地自容。他们对李德生的口谕根本不予理会。

8月8日，两派在合肥又展开了一场浴血的搏斗。

傍晚时分，合肥城北突然枪声骤起，我从枪声的密度和使用的枪种判断，应是相当于营的战斗规模。枪声就是命令，我分管的宣传车即刻出动，政治部和司令部值班人员二人跟车，广播中不停地发出呼喊：

“我们是6408部队（十二军的代号），是毛主席派来的，坚决反对武斗！”

广播车循着枪响方向开到肥河大堤，流弹不停地从我们头顶上嗤嗤掠过。我站立在车厢前头眺望，看到六安路路南的一家机关大院，和路北的市第六中学的屋顶上，都有沙袋垒成的掩体，射孔的火舌正在喷吐，相互对射的机枪、自动枪子弹在暮色里像无数的火绳在空中飞舞。

司令部的刘参谋指挥宣传车开到六安路中央，这一果敢行动迫使双方的枪声稀落了下来。我们跳下了车，进了路南的机关大院，院落很大，已挤满了人，我发现坐在地上的，是些被反绑的学生，一见军人出现在他们面前，都放声哭喊开了：“解放军啊，快救我们，他们要杀人啊！”

我问一个持枪的看守：“他们是哪一派的？”

看守回答：“P派的。”

“你们抓了多少人？”

“一百多吧。”

“怎么处理？”

“带回总部。”

“总部在哪里？”

“合工大。”(合肥工业大学，是G派的大本营。)

这时，一个头头站立在场地中央发话：“马上撤走，各班看好自己的俘虏，缴的枪都让他们扛上。”在头头的指挥下，看守从地上拾起散乱的枪支，退下了弹仓的子弹，把枪支挂在俘虏的脖子上，俘虏排着队，在吆喝声中被押出南院门。

楼上G派的战斗人员，正被我们上去的人三三两两地往下赶，一个小青年扛着挺轻机枪来到我跟前，用手指做了个V字，小青年告诉我：“有人被打死了。”他带我来到大院的东北角，这里有个石灰坑，坑里浸泡着一具蜷曲的尸体，我让小青年放下枪和我一起各拽一只脚，把死者从坑里拉到坑沿。尸体浑身是石灰浆，白糊糊的，在夜暗中，还能辨出是个学生模样。小青年说：“我们G派攻进这座大院，他是被俘后给处决的。”围观的人告诉我：死者是P派的敢死队员，外号叫小福子。

此时路北枪声又响起，我顾不上处理尸体，领着我们放映队的两个战士奔出大院，穿过马路，跑到了枪响的六中教学楼跟前，屋顶上的枪声骤然停了，有人向下喊话：“解放军同志哟，快救我们！”

这是一幢三层楼房，两头的楼梯间正烧起大火，我近前一看，烧的都是课桌，椅子，我认定是守楼P派搞的防御性措施，自己放的火。我找来根木杆一件件往外拨拉，两个战士把燃烧的桌椅用脚往楼前的草地上踢，忙活了一阵，终于掏开了一个通道，我不顾余烬的高温冲上了二楼，二楼没人，又上到三楼，也未见到人影。我仰头向屋顶高喊：“解放军来了，你们都下来！”

稍停，顶层的天窗洞开，探出个脑袋来，说：“我们下不来，还有负伤的。”

我和两个战士拉来几张书桌叠在一起，我爬上天窗，到了屋顶的平台，一伙人都拥过来紧紧搂住我，感激的话变成了一片呜咽。我安抚了他们一阵，清点了人数，一共15人，有三人是腿和胳膊负伤的。我问他们中的一个小头头：“你们守楼的有多少人？”头头说：“一百多。”“怎么还剩下你们十几个？”“他们刚撤走了。”我这才注意到，他们把一根长长的木头支搭在楼后一棵杨树杈上，刚才枪响，可能是退路被G派切断，这十几个人才给截留下来的。我马上站到平顶的边沿向楼下喊话：“门诊部的医生护士快上来，这里有伤员。”

回过头，我和两个战士把能走动的从天窗一一送了下去，留下一个小青年照顾伤员，我和他聊起来，他是六中高二学生。他告诉我，他们参加战斗的都是成份好，在毛主席像前宣过誓的。我问：“为什么都挑成份好的？”

小青年答：“亲不亲，阶级分，成份好的是保卫毛主席的铁骨红心。”

我又问：“誓言有些什么内容？”

“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；抛头颅，洒热血，生是毛主席的红卫兵，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……”

“你们刚才还在喊救命，为什么不打到底，杀身成仁？”

小青年有些发窘，说：“让你们来解救我们，就是要得到你们的保护，我活下来就是为了再战斗的。”

我在想，年轻人思想如一潭清水，只要有毛泽东思想的激励，他们都会义不容辞去赴汤蹈火的。

医生护士上来包扎了伤员，我们七手八脚地把三个伤员送到楼下，我看了看表，已过晚上9时。返回时，我特意让宣传车从市中区穿过，合肥最热闹的长江路，已是一片萧疏，见不到车辆和行人，空落落的街道上，只闪现着稀稀落落的街灯。

002

第二天，我们把两派武斗的战况向李德生作了详尽的汇报。李德生说，我们不能等待了，天天都在死人， 必须要两派马上交出武器，释放俘虏。他要我们去找两派头头吹风，先礼后兵。

晚上，我随刘参谋来到P派的武斗指挥部，地点在民政局的大院内，总指挥叫程明远，是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，50年代曾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打成“右派”，开除党籍，曾希圣被调走以后得到平反。

P派指挥部警戒森严，我和老刘到达民政局门前，哨兵用手电对我们从脑袋晃到脚下，验明正身才放进大院。在办公楼前，一个彪形大汉在等候，在他引导下，我们走过长长的过道，两侧房间是审讯室，从一扇虚掩的门缝能清楚看到审问者在吊打俘虏，殴打声伴着惨叫声撕心裂肺。

我问引导：“你们审问的是些什么人？”

引导说：“昨天俘来的。一般的小萝卜头都关到了农学院，在这里关的都是好派的大头目，程司令要亲自审问。”

“你们这样的吊打不好吧?”

“对这帮人可不能温良恭俭让，他们抓住我们的人，整得还惨，阶级斗争嘛，不能心慈手软。”

我们上到楼的二层阳台，见到一个光头大肚像罗汉般的人物，正躺在席子上摇动着蒲扇，见我们来了，才缓缓地起身坐起来。他就是程明远，这个当年在鄂豫皖拿大刀片子杀出来的老红军，现已掌握了P派的百万武装力量。我们刚到他跟前，他身后就闪出十多个提着自动枪的卫士，对我们虎视眈眈。程明远没让人给我们设座，只顾摇动手中的蒲扇一言不发。

老刘蹲下身子对程明远说：“程司令，李主任问候您，让我们来传达他对两派的希望和要求。”

程明远很敏感地说：“你们来就是要我们缴枪，是吧？”

老刘说：“我们不会偏向哪一派，将来会在规定的地点让双方同时放下武器。”

程明远马上说：“这是李主任的意思，还是中央的指示？”

老刘说：“中央早在解决安徽问题的九条中就说过了。我来之前，李主任请示了中央，中央要求你们交出武器，释放俘虏。”

程明远说：“康老表态了吗？”

我们已经听说过，去年底，程明远等一批老干部联名发表紧急呼吁书，支持造省委的反，随后程明远又与于得水等发起成立了红卫军。于得水被捕后程明远遭到通缉。今年3月中央解决安徽问题时，由康生宣读的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中明确写上了：“逮捕于得水同志﹑通缉程明远等同志，是错误的。”所以程明远对康生有感恩之心。老刘说：“李主任请示过康老，康老同意的。”

程明远说：“既然中央文革有指示，我们坚决照办。”他又反问：“你们对两派有些什么武器都清楚吗？”

老刘说：“我们刚介入支左，确实不清楚，我们可以向你们作出书面保证，如一方留下一枪一弹，我们就要追究领导者，他们必须承担欺骗中央的责任。”

程明远说：“马上要我们交出武器，可能办不到，我们还要开会研究。”

老刘说：“李主任说，只给两派20天的期限。”

“同志哥，”程明远带着几分傲气说，“缴枪给你们不光是合肥，我们P派要在全省统一行动，那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下面有数百万人，百万条枪，又分散在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要通知，要说服，得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工作啊。”

程明远当年在鄂豫皖苏区，手下兵力是一支三十多人的小游击队，如今已雄师百万，武器又精良，他最懂得政权只能来自枪杆子，放下枪杆子，靠吐唾沫夺权，是竹篮子打水。

刘参谋进一步告诉他说：“各县市都有部队的人，我们有统一的部署，统一的行动，下面的工作由我们派人去做。”老刘站起身来又说：“就这样定了，我们告辞，请司令保重。”

刘参谋在我们中间都被叫作“刘铁嘴”，在返回的车上，我说：“老刘，你那张嘴起到了一个师的作用。”老刘嘿嘿一笑，对这伙人，就要靠吹靠唬。

一个月后，程明远还在拖着，但在江青和康生的“九五讲话”中公开宣布程明远是叛徒，是P派后面的“黑手”，我们就趁宣传贯彻“中央首长九五讲话”之风，以“叛徒”罪把程明远抓起来了。

就在见程明远的第二天，我们又去到G派设在合肥工业大学的指挥部。G派的头头是大学助教，他带领我们参观他们的工事，地面有，屋顶上有，战斗队员都在工事里严阵以待。头头告诉我，他们的工事都是请复员军人来指导设置的，每个工事设计费给50至30元不等。

我吃惊地问：“为什么这样干？G派人数最多，难道就没有军事人才？”

头头说：“我们参加战斗的成员，以学生为主，还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，出身不好的、五类家庭的坚决不用，我们使用的解放干部也是如此，凡有涉嫌走资派的都不启用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将来大联合三结合，我们政治上干净，会处在有利地位，P派的人能打，他们中间有不少是出身地富和国民党的反动力量。”

这位唯成份论的大学助教还告诉我：“G派在全省五千万人占多数，全省的新政权应以我们为主，我们不排斥P派，吸收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参加大联合、三结合。”

强烈的派性促使这些头头不识时务，战火只会延续，收缴双方武器已迫在眉睫。

1980年代末，有人来京告诉我，这位G派的头头，已是深圳商界的显赫人物，他很有经济头脑，买下不少当地的原始股，已是千万富翁，他敢向身边的人说，修正主义才是我向往的道路。

003

就在合肥“八八”事件的同时，淮南的两大派数十万人马，在八公山下列阵，准备打一场“小淮海”。当年谢安和苻坚的淝水之战，就是在这里打响的。

我到淮南时，武斗已停下来，青葱的八公山看不到“草木皆兵”，浩浩的淮河上，也看不到“血流漂杵”。这里绿水青山依旧，到处却是一片死寂。

三十四师师部住洞山镇，接待我的是支左办公室主任李科长和张干事，他俩向我介绍了淮南的情势。

淮南煤矿有10个矿区，分布在150平方公里的一块淮河冲击平原上。文革开始，50万矿工因夺权分成两大派，三十四师到达淮南之前两派已势不两立，大小战斗已打了十余次，就在我来淮南的前三天，两派正集中了自己的全部兵力，从洞山到田家庵的十多公里地段上挖壕筑垒，准备展开一场生死决战。

师领导分头劝说已不奏效，师长张季伦集合了指战员四千人，亲自带队插到两派几十万人正待厮杀的阵地前沿，组成一道人墙，一边手摇《毛主席语录》本，一边高喊口号：“停止武斗，和平谈判！”这场面很具有威慑作用，谁敢开枪射杀解放军呢？两派在我们强大的和平攻势下，撤离了战场。此举还得到中央文革的表扬。

李科长赞扬师长的坚毅果敢，他更欣赏两派的武装力量，建制都是按班、排、连、营、团……编成，战斗成员是工人，骨干是复员退伍军人，号令统一，步调一致，真正像是在打“人民战争”。

他要我去见见P派头头张家祥，此人原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侦察排长，复员回到淮南开了家大车店。文革开始，他第一个站出来造市委的反，公安局抓了他，放出来又上北京上访，冲过中南海。他用红卫军的旗帜聚集了数十万人马，身边有四个精锐的战斗团，依托农村为根据地，随时准备打进淮南。

张干事对张家祥的看法决然不同于科长，他说：“张家祥匪气十足，他们一伙打砸抢烧淫掠，无恶不作，要是让他们来坐天下，我们就得受二茬罪，吃二遍苦。”

李科长用电话通知了P派，要他们对我做好安全接待，又用他的工作车把我送到长丰县（水家湖），这里是南去合肥，东到蚌埠的铁路交叉点，P派的指挥部就设在县郊的一家拖拉机厂。接待我的是P派总指挥部的李参谋长，他人很瘦小，脸上有枪伤，年纪约50开外，话语练达，不卑不亢，还保持着军人的仪态。

让我惊讶的是室内的布置，几乎和我们一个师的作战指挥所一模一样：墙上有巨幅军用地图，图上贴的红蓝纸条区分出两派的军事分界线，双方防区还注记有番号和兵力，标识清晰细致。房间的一侧有五部电话通向外界，几个守机女孩子在记录，屋中央七八平米的沙盘内，微缩的地物地貌精巧逼真。

参谋长把我让到会议桌前坐下来，一位似参谋人员的过来为我沏茶。参谋长自报家门，姓李，原是晋冀鲁豫军区七纵的，和我们十二军前身六纵曾在攻打羊山集时并肩作战过。那是1947年，国民党宋瑞珂的整编第六十六师坚守羊山，六纵攻击了三天，伤亡了三千人才爬上半腰，七纵上来继续往上攻，代价更惨重，这位李参谋长当时是连长，连队给打掉了一半。他形容是踩着遍山的尸体上到羊头的。地上死人的脑袋，像地里长的西瓜，一不留神就让你踏上一脚。

1954年他转业来到淮南。他真诚地向我表示：“昨天我为党的事业活下来了，今天我会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身。”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我是敬佩的，他已多年没经历战火，党文化的传承，让他还存留有一颗忠诚毛泽东的心和坚定的战斗精神。

正说话间，有人来报：“张司令到！”出于礼貌，我随李参谋长到门厅前恭候。

放眼一望，厂门口正跑步过来一支步伐齐整的队伍，一身军装，肩挎自动枪，头上戴的俨如钢盔样的矿工帽，一到办公楼前就自动分列两旁。

张家祥出现了，他从侍卫的行列中大步走过来，尾随他身后的是一个女兵班，人人腰上别有59式手枪，身着灰色军装，俨然红色娘子军模样。

张家祥来到我面前，参谋长迎上前介绍说：“这位是6408部队的首长，从合肥来，是李德生主任派来看望您的。”张家祥威严的脸上现出笑意，伸出的右手只显露出两根指头，他的傲慢让我激灵了一下，我很快恢复常态，伸出手握了握他那中指和食指。他没有谦让就先进了屋。落座后，李参谋长可能见我有些不愉快，忙给张家祥做了补白：“刘同志是李德生主任身边的高级参谋，是来了解两派情况的。”

我无须辩说，这种虚妄的身份对造反派有着特殊的作用。我马上说：“我带来李德生司令对张司令的问候。”我有意把两位不相称的“司令”的称谓并列，给对方一种满足。

张家祥微微起身说：“岂敢岂敢，祝李司令身体健康。”

我开始介绍合肥的制止武斗情况，用劝导的口吻，希望淮南两大派都放下武器，听从中央部署，搞好大联合。张家祥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大讲淮南你死我活武斗的来龙去脉，说P派已伤亡好几百人，此仇不报对不起淮南的革命群众，还向我表示，政权必须用枪杆子取得，他有决心把G派赶出淮南，赶过淮河。

我来这里仅是观察些感兴趣的人物，没有带来官方解决派性的任务，面对这位眷恋战场的派头头，只是逢场作戏地说说。

我问：“你们将怎样执行中央关于停止武斗的指示？”

张家祥说：“江青同志最近有个讲话，主张文攻武卫，江青的话代表了毛主席，现在阶级不分，阵线也不明，怎么能联合？”

我说：“你们这么打下去，谁也消灭不了谁，后果是什么？”

张家祥提高了嗓门说：“我们不是打了22年的战争么？内打老蒋，外打小日本，后果就是革命者的胜利。我请您转告李主任，淮南炮轰派（G派）举手投降，我就交出武器。”他那双红红的眼睛里闪出一股杀气。

我又问：“你要打进淮南，你准备出动多少人？”

“四个兵团，一百万人！”

我知道张家祥是在吹嘘他的军事实力，我再和他对话也无意义。告辞时，我调侃说：“安徽凤阳出了个朱皇帝，你要是像你老乡一样，中国就归你了。”

“哪能这么说？”他不懂我的揶揄，还谦让道，“天下永远是毛主席的，我是他的马前卒。”

有评论家说，共产党能冲杀的军事干部，大都出身游民阶层，张家祥实实在在就是这一类型。三年解放战争的生死搏杀，他成为了侦察排长，造反半年，混成了十万造反大军的总司令，为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又在奋不顾身。

我在淮南待了两天，到各个矿井去转了转。炮轰派十分注重政治影响，他们的旗号是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一切听从部队安排”，以此得到了三十四师官兵上上下下的好感。我看到井上的机械修理车间、发电厂，井下巷道的运输，掌子面的掘煤都有人在生产，军人在跟班，确保了每天两万吨煤的生产。

第三天，刘参谋突然来淮南，他才是真正代表李德生来的。李德生得知了淮南武斗的新动向：张家祥已秣马厉兵，即将攻打淮南。去年张家祥率部攻进淮南，洗劫了市委大楼，损失尚小，这次要是打进去，死人多且不说，各个矿出不了煤，华东三省工业停产的后果不堪设想。

李德生派出刘参谋是来劝谕张家祥的，同时要求三十四师防患于未然。张师长十分警觉，马上调动两个团，在进入淮南的大通矿一线部署了一道阻断P派进攻的防线。

我关注刘参谋战前的未雨绸缪，跟随他去了水家湖。

这里已是一片忙乱的出征景象：在火车站的各个附线停车道上，七八列运煤的车皮里已挤满了整装待发的战斗人员，大约有两万来人。

车皮里的斗士们，一见军人到来，马上举起手中枪对空鸣放，枪支如林，似在向我们显示力量。

刘参谋令小车开到正待出发的第一列车的轨道前停下来，他跳下车，对着列车上的人高喊：“我是6408部队的刘参谋，我恳求你们通通下车，不要进入淮南！”

坐在车头的张家祥从车上跳下来，指着刘参谋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来堵我的车？”他见我站在刘参谋身后，缓了缓口气说：“我们是回老家闹革命，保证不打第一枪。”

刘参谋说：“你们回去可以，等全省的造反派都交完枪，再回去也不迟。”

“你可以这么说，我们的战士是不会答应的，我们是给炮轰派赶出来的，要回去恢复自己的家园。”

“不答应也要执行，这是中央的命令！”

“你说的中央不是毛主席的，是刘少奇的！”张家祥态度转为强硬，他转身一挥手：“车开过来，向淮南前进！”

车头喷发出一股白烟，突突叫了两声，拉响了几声尖利的汽笛，车轮启动了，缓缓地从铁轨上碾过来，顶住了我们的小车。刘参谋气急了，喊道：“张家祥，你有本事从我身上碾过去！”他走到小车后的轨道中央躺了下来。

张家祥怔了一下，猛然间，他恶向胆边生，高喊：“开！压过去！我的命抵他的命！”

刘参谋横躺在轨道上，闭着眼，火车头挤兑了小车两下又停下了。正在这时，他们那位李参谋长出现了，他附在张家祥身边一阵耳语，张家祥愤然走开了，李参谋长过来蹲下身子对刘参谋说：“请起，请起，我们让火车停下来，有话到我们指挥所去说，你是军人，躺下影响不好。”

刘参谋坐起身来说：“那请你们武斗兵团通通下车，列车开到附线，我们不进你的指挥所，就在这里谈。”刘参谋很有心计，这是他和造反派打交道积累的经验。

在李参谋长的张罗下，两万多战斗成员骂骂咧咧下了列车，张家祥再没出现。

刘参谋告诉李参谋长说：“我们在大通矿部署有两个团，谁先动武，我们就还击谁。”

这话有绝对的威慑力，军人出身的李参谋长懂得，一群乌合之众，是不可能对抗正规军的。

这场大规模的武斗终于被及时制止下来，李德生进一步作出部署：交枪的同时，清理两派的坏头头。淮南的张家祥首先被清理出来。第二年军管会决定枪毙他时，我特地赶到淮南去看他，为他“送行”。

张家祥被关在田家庵我一○○团司令部驻地的后院，是团的金干事陪我去见他的，金让担任看守的团警卫排的班长把张家祥从小屋里带出来，没有给他戴戒具，我和他站在院中央说话。

我观察他身体依然很壮实，似乎也没感到死刑对他的威胁。我问他：“你还记得我吗？”张家祥点了点头。

“你知道自己的下场吗？”

“知道，定了我死罪，已上报中央了，等待吃枪子。”他回答得很平静，对自己的结局无怨无悔。

“你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
“我没有犯罪，我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反的，罪行是他们强加的。”

“我看到你的罪行上说你在卢桥拖拉机厂抢了20公斤铂金，枪杀了六条人命。”

“抢铂金是下边人干的，已如数交还了。杀人是在双方枪战中打死的老百姓，谁杀的，不清楚，都算在我的头上了。”

“你的手下还奸污上百的妇女，是事实吧？”

“吹牛不犯死罪，梁山泊好汉的旗帜是‘替天行道’，我的旗帜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我张家祥是抗日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兵，绝不会让我的战士去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”

“你是总指挥，你就得承担首要责任。”

“你们怎么说都占理，就是为了要我的命。我告诉你，枪毙我那天，我会高呼毛主席万岁。”

他已视死如归，毛的“革命路线”把他推向浪尖，现在又把他摔到谷底，明天，他就要从这个世界消失。我向他挥了挥手算是送别。

第二天，市军管会在大通矿召开临刑前的万人声讨大会。张家祥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，被三十四师警卫连的一个班带到一座石矸子小山跟前，他仍然昂着头，没有下跪，我们的一位警卫排长用枪顶住了他的后脑勺。解放战争中，他的战友大都倒在中原战场，文革的这场搏斗，他也是在浴血，他得到的不是胜利，是一个解放军的排长对他扣动了扳机，枪声响处，脑浆迸出，他一头栽倒在矸子堆里。

淮南平静了，大联合了，权力都集中在军人手里，造反派都回归矿井、工厂，他们得到的权力就是努力高产出煤。

历史会对张家祥作出怎样的评定？40年后，刘参谋对我说，我们是为了淮南的社会安定，把他杀鸡儆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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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，芜湖的两派打得也很激烈。李德生带着苏参谋单枪匹马去了，他坐一辆苏式吉普车在枪林弹雨中穿行，车头上有好几处弹孔，说明他制止武斗的权威性受到挑战。两派头头都把精力集中在战场，根本不理会李德生上门传达中央的紧急指令和苦口婆心的劝说，两派拼尽全力大打了三天，实力强大的“三筹处”，把“联总”赶出了芜湖，一万多人去了上海、南京流浪，两千人上北京告状。

李德生求助于中央，康生出面把军代表和造反派的头头50人召到北京谈判，周恩来到会讲了话，强制两派签署协议，保证“不打架”，“不抓人”，被打出芜湖的“联总”由十二军护送回城搞大联合。

“联总”要报仇雪恨，集中了一千多人到滁县瑯琊山建立了武装训练基地。这里山势险峻，林木葱葱，当年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就在这里写出名篇《醉翁亭记》，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在欣赏山青水秀，明朱元璋却看它是夺取政权的根据地，从这里练出了精兵打倒了元军。如今造反派找来一批复员军人担任骨干，在峰回路转的山涧溪边安营扎寨，为杀回芜湖开展了大练兵。

三十五师师政委赵元昇告诉我，为说服“联总”回芜湖，他们派出了20多人的工作组到瑯琊山。令他们惊讶的是，这里真有朱元璋的“高筑墙，广积粮”的阵势，沿山沟溪边是几百座小茅屋，战斗组织一律按军队编制，军事管理，三餐野炊，24小时的作息号起号落，射击训练、土工作业、战术演习都有统一的进度。标语满山满涧，有“卧薪尝胆”“杀回老家去”“练兵场就是战场”“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流血牺牲……”等巨幅标语，都用石灰刷在石壁上。

为迎接工作组到来，他们专为工作组安排了训练成果的汇报表演。

第一组出场的是几队英姿飒爽的女“战士”。人像靶设置在山缝或树丛间，让射手体现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，用立、跪、卧三种姿式快速射击，命中率达90％。

第二组是展示他们在山野的战斗技能， 一百多人同时攀缘十多丈高的悬崖。只见他们抓住葛藤，贴身绝壁，在半空中举枪指向山上的活动靶，枪响靶落，让打过仗的行家们也禁不住拍手叫绝。

最后是在基地摆出了营进攻的战术演练：三个连成品字形交替掩护攻击前进，射击、拼刺动作规范，不亚于部队用郭兴福教学法教练出来的机动灵活水平。

基地头头们骄傲地说，他们已具备打回老家的实力。

工作组赞扬他们的训练成果，是军队名副其实的后备兵源，也推心置腹地劝导他们放下武器，有军队的保护，两派平心静气地坐下谈判，搞好大联合。

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开导，“联总”终于有条件地接受了工作组的意见：

一、两派放下武器必须在行动上对等；二、确保“联总”人人生命安全。回芜湖后，住地由军队派兵24小时保护。三、接受他们中间热爱解放军的年轻人入伍。

这天晚上，醉翁亭下开起了联欢会，有歌有舞，每个节目都是对伟大领袖的歌颂。女孩子联唱的《红军想念毛泽东》，如泣如诉的歌声，引发台上台下工作组为之动容。一个小青年唱起《红灯记》中的“狱警传”片断，有板有眼，声音高亢，感情投入，宣传科长最为感动，召来小青年询问年龄、文化程度、家庭出身……小青年十分敏感，第二天交来一份他咬破手指写的血书：“参军报国！”

赵政委对这场精心安排的晚会评价说，如果他们上战场去冲锋陷阵，这就是战前最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。

这支武斗队伍在工作组带领下回到芜湖，又在部队的保护下在大街上游行了一圈，他们在P派群众欢呼中得到了满足。

庆幸的是，他们不是用枪炮杀回老家的，否则这千把人肯定有许多会抛尸芜湖街头。

李德生从北京回来后，告诉我们，说毛主席接见了他，毛对李德生和平解决芜湖事件很欣赏，并引用古典说：“明其为贼，贼乃可服。”

这是《汉书》上的话，意思是制止了武斗，别忘了阶级斗争，还要向群众公布坏头头的罪恶，群众对党的怨恨才会得到消除。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。